麦金农和肖于一九七三起，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较为完备的“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思想。两者在某一些程度上是同源的，他们都反对政府的过度干预，同时，也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经济学者Hellmann、Murdock和Stiglitz从金融发展的基础原理出发，建立了面向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约束理论，是一种通过政策选择来达到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的过渡理论。

  其实质是，通过制定银行存款利率、贷款利率、不让银行参与竞争资产的限制性金融政策，对银行和企业实施“租金激励”，最大限度地降低租金分配，并鼓励银行拓宽储蓄渠道，提高资产规模。

  此外，公司还具有获取更多低成本资金、增加投资规模和投入生产活动的动机，进而推动储蓄向投资的转变，最终实现资本积累、金融深化，推动经济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政府应根据金融化程度的变化，制定相应的金融约束政策，不断调整范围和力度，确保金融部门不脱离实业部门，不过度扩张，与实体行业保持平衡协调的发展关系。可见，经济发展与金融化密切相关。

  根据优序融资理论，在实际生活中，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公司的管理者对公司目前的生产和运营情况的了解，要比在长期资金市场上的投资者多得多。投资者仅在财务报表、股利分配政策和其他有关信息基础上做出决定。若公司在长期资金市场上有较好的资产金额来源，那么为了股东的利益，管理层正常情况下不会通过发行新股来筹集资金。

  因此，当企业管理的人在市场上发行新股时，被投资者视为公司经营管理不善，获得债务融资较为困难，投资的人对企业的价值重新评估，这对企业通过发行新股获得预期融资是不利的，也会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当企业选择贷款或发行债券融资时，提高债权比率会让投入资产的人相信公司当前的运营情况良好，很容易获得债务融资。

  因此，这将向长期资金市场的投资者传递一个信息：公司经营得很好，股价也会上涨，公司的市值也将增加。在取得发展所需要的资本时，为减少融资成本和改善经营绩效，应优先从内部长期资金市场融资。企业只有在内部筹资不足以满足公司的需要的情况下，才会考虑从外部市场中获取资金。

  综上所述，企业融资的最优顺序应该是：内源融资—债务融资—股权融资。由于金融实物资产具有流动性强、易于变现的优点，当企业现金流不足时，为了获取公司的生产和运营所需要的资金，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出售金融实物资产，确保企业实体投资的资产金额来源。该理论为主业盈利能力对金融化的影响奠定了基础，同时阐释了金融实物资产与实业资本之间的挤出效应。

  委托—代理理论最早出现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研究现代公司治理的基本前提。解决这一问题的重点是解决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作为委托人的企业所有者和作为代理人的管理者之间的冲突。按照该理论，公司的所有者与管理者是有契约的，但是两者的目的是不同的。企业主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提升公司的股票价值。

  然而，管理的目标是提高绩效薪酬和福利。在投资行为上，当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被分开时，企业的管理者或经理们为了追求自身的利润而采取投机的手段，往往会产生与公司价值最大化背道而驰的经济决策，例如过度投资等。在委托—代理理论的基础上，其主要特征是：构建管理者帝国的过度投资和保障工作安全的无效投资。

  金融化是公司对其资产进行配置的一种方式，企业通过运用货币现金来对某一特定的金融实物资产进行配置，以满足其日常的资金需要，是一种企业的投资行为。因此，委托—代理理论对企业的金融化进行了合理分析。

  有研究发现，产业资本金融化对企业的正面影响非常显著，企业存在为满足未来需要而持有金融实物资产的“蓄水池”动机，金融化扩大了资产金额来源，同时也增加了融资的能力。还有一些学者提出金融化的“蓄水池”作用要比“挤出”效应大。从这个方面来看，通过对金融实物资产的配置，可以促使股东收益最大化，由此减少委托—代理的费用。

  对于企业来说，主营业务缺乏盈利能力时，有必要通过金融领域获取短期利润，以确保整体可提升利润率水平。在公司经营绩效有提高、行业投资前景良好的情况下，公司通常会增加资产规模，来提升公司的价值；在新的经济形势下，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需求，存在高昂的成本，使得公司的主营业务利润空间受到了极大的压缩。

  公司需要开拓新的投资和赢利途径，而高资本收益的金融市场当然是最受青睐的。由于我国金融业存在着超额收益，因此，非金融公司通过对金融资产的分配来实现金融机构的超额收益，可以说是出于资本套利动机。公司对主营业务的获利能力与金融投资的回报进行对比，以确定其是否进行金融套利，因此，非金融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也会因其主营业务盈利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替代效应发挥主要作用，导致公司经营利润进一步下降，但金融利润率维持较高水平。如此循环，当虚拟经济发展到特定程度，就有可能导致资金偿付困难和流动性危机。金融杠杆会让这场危机蔓延到全链条，造成金融泡沫破裂，金融资产价值下跌，金融利润和经营利润都会下降，导致整体盈利能力下滑。因此，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利润率较低时，其金融资产持有比例较高。

  为了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激励管理者获得最大化的生产和经营效益，企业所有者通常会制定最优的激励政策，并将其与股票的短期价值挂钩。股票价值短期上涨越多，管理层的薪酬就越丰厚。

  股权激励是一种有效的薪酬制度，对实体公司的金融化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股权激励的实施，有助于公司高层重视公司的成长，为公司的创新投资提供条件。金融资产投资与经营资产相比，虽能为公司带来一定的收益，但对公司产生竞争优势的作用微乎其微。

  把巨额的资本用到金融市场，会忽略公司的实业投入和创新研究，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金融资产中，这对公司的长远发展有负面效应。股权激励机制把经理报酬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结合在一起，公司将会使管理层更加注重经营资产的分配，进而推动公司的长期发展。

  另外，在股权激励影响下，公司管理层更愿意强化公司的治理与内部控制，从而使公司的运作过程更加规范，从而避免被出具否定的审计报告，阻止公司股票价格的下滑。股权激励能够提升公司管理者的长期战略眼光，从而减少对金融实物资产的布局。

  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的投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的宏观经济变动对于中小型企业的作用比较明显，但对于规模较大的公司来说，这种效应相对较弱。公司金融化呈现出显著的周期性变化。

  在经济下行期间，投资的风险增大，期望回报下降，出于替代动机导致了公司的金融实物资产配置比例下降。与此对应的是，当经济增长的时候，当公司出于替代动机，想要获得更高的金融收益时，公司会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金融领域中去。此时，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较低，面临的风险也较低，而较高的期望回报将会激励公司进行更多的金融投资。假如公司缺乏完善的股权激励制度，管理层很可能会因个人利益造成过度投资，对企业造成不良影响。也就是说，当经济快速发展时，更需要股权激励对金融化产生影响。

  货币政策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控制公司的资金规模和资金成本来规范公司的投资和融资。如果国家实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么新发行的货币就会变成信用，贷款利率会下调，信贷额度会增加；这不但可以减少公司的融资成本，而且可以减轻公司的资金限制；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推动金融实物资产的定价走高，甚至会产生价格泡沫。

  此时，实施股权激励，将管理层利益最大化和企业的价值最大化相结合，从而遏制管理层的短视行为，显得尤为必要。因此，当市场流动性充裕时，管理层股权激励对金融化的影响会更强。

  而出于“蓄水池”动机考虑的上市公司会配置更多金融实物资产，用以缓解公司的财务困境和现金流量不足，为企业的主业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的内外环境。也就是说，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为满足主业发展需要，将增加对金融实物资产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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